一、引言
当企业的外部资本成本高于内部资本成本时，企业会受到融资约束。造成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情况，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其不得不放弃原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在融资约束造成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可供研究的领域。审计重要性水平是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注册会计师发现的错报是否超过重要性水平决定了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类型，它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始终。目前，由于审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文件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设定并没有直接的量化指导，在实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主要通过职业判断来确定重要性水平。现有研究表明，审计师个人、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被审计单位的相关情况都是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因素。
本文对融资约束和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构建了理论框架，并采用2018—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发现融资约束与审计重要性水平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加入中介变量财务风险进行研究，发现财务风险在融资约束和审计重要性水平间发挥中介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融资约束的经济后果
融资约束对企业有以下方面的后果。创新方面，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和企业的R&D投入。流动性管理方面，连玉君等的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使企业实施更加积极的流动性管理。盈余管理方面，卢太平和张东旭的研究发现，在企业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情况下，随着融资需求的继续增大，企业为了获取融资而愿意付出更大成本，这提高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代理问题方面，王彦超的研究发现，融资受到约束的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而企业内部控制了大量的现金资产会使其进行过度投资以及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在企业总的发展方面，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对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
目前研究发现审计重要性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1）审计师个人方面。Messier研究发现，与缺乏经验的审计师相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确定的重要性水平较高。（2）会计师事务所方面。郑石桥和许玲玲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水平越高，即注册会计师越了解被审计单位所在行业，其所确定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就越高。（3）被审计单位方面。Bernardi和Arnold研究发现，与其他审计师相比，那些得知客户诚信和能力较低的审计师会设立更低的重要性水平。郑石桥等实证检验发现，高薪酬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严格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除此之外，Wielligh的研究认为，除非满足特定要求，否则在设立计划重要性水平时应使用单一的重要性水平，而不是基于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双重重要性水平。Sinason的研究发现，在公共部门实体中，问责制指导着审计师的重要性水平决策。多名学者的研究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资本都和审计重要性水平呈负相关。
现有文献对融资约束的经济后果及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国内外均未从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系统地探讨融资约束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主要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一）融资约束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
目前风险导向审计是主流，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主线是识别、评估和应对审计风险。主流观点认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在实务工作中，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可接受水平即可。重大错报风险在审计前就已经存在，注册会计师没有办法控制、降低或是消除重大错报风险，只能在审计过程中对其进行识别和应对。检查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息息相关，审计人员执行越多的审计程序、收集越多的审计证据，检查风险就会越小，而执行多少程序、执行到哪个程度、收集多少审计证据，受计划审计阶段设立的重要性水平影响。在计划审计阶段，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对被审计单位总体情况的评估设立一个重要性水平，通常由一个基准乘以百分比组成。在整个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也可以根据自己对被审计单位新的看法更改重要性水平。若设立的重要性水平低，那么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会更严格地执行，即执行更多审计程序、收集更多审计证据，这时候检查风险会降低。为了保证审计质量以及遵守成本—效益原则，需要将审计风险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若评估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上升，则需要将可容忍的检查风险降低到一定水平，因而注册会计师会设立一个更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反之，若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下降，可容忍的检查风险上升，此时会设立一个更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其所需资金只能从内部获取，而内部资金是有限的，因此企业的投资行为尤其是R&D投入行为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存在不利影响。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为了防止错过良好的投资机会，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留在企业内部，对审计师来说，现金更难追踪，且有隐蔽性，因此存在更多的风险。当企业拥有过多的现金资产时，管理层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力会增强，这会加剧企业的代理问题，也就是说经理层为了让自己的业绩更好看进而获得更高的报酬，对粉饰经营成果和财务业绩的载体——财务报表的动机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审计风险中的重大错报风险会大幅度提升。企业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过度投资行为会使企业的投资收益率等财务指标表现更差，对管理层和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债权人来说这是不想看到的。企业在缺少外部融资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外表现出更好的业绩来获得之后的外部投资，此时，可以认为，当一个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时，其重大错报风险也会提高。
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会遵守成本—效益原则，将有限的审计资源分配到合理的领域，将检查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进而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的审计结果才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没有错报是不可能的，让审计人员发现所有错报也是不现实且没必要的，只要注册会计师通过合理的审计程序发现的错报单个或连同其他错报一起不是重大的，就可以认为这份财务报表具有可信赖性。由于审计的固有局限性、会计的性质以及管理层可能串通舞弊，注册会计师得出的审计结论可能和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实际情况存在误差，这个误差的可接受标准其实就是审计重要性水平。理论上可以设置接近于零的重要性水平，但此时需要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事无巨细地检查，这会耗费巨大的审计资源，此时审计成本高到无法接受。现实中只需要保证审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质量即可，这时可以通过设定重要性水平来确定执行多少审计程序、收集多少审计证据，既平衡了审计成本和工作质量，又保证了审计效率。审计融资约束较严重的公司，由于其重大错报风险较高，为了保证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会降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检查风险是由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决定的，如果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工作过程的要求更严格，需要执行更多、更深入的审计程序，收集更多、更有保证的审计证据，其发现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问题的可能性就更高，因而检查风险会下降。如前文所述，检查风险和审计重要性水平具有内在一致性，检查风险在更低的水平，审计重要性水平也在更低的水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融资约束程度和审计重要性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二）融资约束、财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水平
学术界对财务风险还没有统一的具体定义，但可以理解成财务风险是企业使用资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当一个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其无法从外部融资市场获得足够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此时面临的筹资风险是财务风险的一种。当企业因融资约束而持有过多的现金资产并且进行过度投资时，过度投资让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降低。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增大且内部资金短缺时，其偿债能力大幅度下降，此时财务风险也会加剧。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财务风险是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面临财务风险时，各项财务指标并不尽如人意，此时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自身的绩效报酬，以及公司为了给外界的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出具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以在股票市场上保持稳定的股价，更容易产生粉饰财务报表、会计舞弊等行为；并且当一家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剧时，其持续经营能力受到挑战，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上升。
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需要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审计风险是由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组成，当审计风险被固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就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注册会计师在评估阶段认为被审计单位存在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在审计前就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为了保证审计质量，其会降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检查风险是由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决定的，如果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工作过程的要求更严格，需要执行更多、更深入的审计程序，收集更多、更有保证的审计证据，其发现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问题的可能性就更高，因而检查风险会下降。如前文所述，检查风险和审计重要性水平具有内在一致性，检查风险在更低的水平，审计重要性水平也在更低的水平。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存在一条“融资约束—财务风险—审计重要性水平”的传导路径，财务风险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效应，被审计单位财务风险越高，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8—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对样本按以下条件进行筛选：（1）剔除ST和*ST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5 597个样本。其中，重要性水平的相关数据源于迪博数据库内控缺陷评价认定指标，并经过手工整理得出。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本文实证分析使用Stata17.0。
（二）变量定义和度量
1.被解释变量
现有关于如何确定具体的重要性水平的文章还不是很多。在实务中，注册会计师通常使用“基准×百分比”的方式来确定重要性水平，该基准一般是总资产、税前利润、营业收入和所有者权益等，百分比的大小则由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参考之前审计过的公司等来确定。本文借鉴郑石桥和许玲玲提出的衡量标准来确定重要性水平，原因如下：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等相关文件，我国的上交所、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以及部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需要每年同时对外披露或报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报告基准日都是当年的12月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主要由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负责，并参考事务所负责的内部控制审计。查看多个上市公司公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现大部分公司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将内部控制缺陷定性地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比如在比亚迪公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重大缺陷是指错报金额>上一年度财报资产总额的1%。可以看作收入、所有者权益或是资产乘以一定比率，也可以说是审计重要性水平，它是一个公司设立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时的参考指标。
尽管内部控制评价是上市公司自己评的，但是其和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内部控制审计结论应一致。例如ST康美、乐视网等公司管理层对本公司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时便给出了较好结论，而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给出了较差的结论，此时内外部对同一事件看法不一致，会引发一定混乱，外界对公司管理层的信任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由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做的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审计，即使不是同一家事务所承接这两个业务，其得出的结论也应一致。因为这两种审计关于一个企业内部控制情况的评价标准几乎一样，对有足够专业性的两个事务所来说，应该“英雄所见略同”，不然容易让外界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乃至整个行业产生质疑。因此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审计、财务审计中关于企业内部控制情况的结论可以通用。
综上，本文通过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即上市公司公布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定量指标临界值的平均值与公司资产总计的比值衡量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
2.解释变量
目前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主要有KZ指数、WW指数、FC指数和SA指数，本文借鉴魏志华等的研究，采用KZ指数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KZ指数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度也越高。
3.中介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Altman修正的Z-score来衡量财务风险，Z值越大，财务风险越小。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两职合一（DUAL）、企业成长性（GROWTH）、公司规模（SIZE）、股权性质（SOE）以及事务所类型（BIG4）。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内部监管情况，企业成长性以及公司规模能够反映公司的经营风险，而经营风险在审计师的重大错报风险评估阶段以及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时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我国，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内部控制等有较大区别，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股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时，设定审计重要性水平考虑的因素也不相同。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对审计风险的衡量标准不同，设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也有所区别，因此将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纳入控制变量。
本文具体变量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5.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H1，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α0为模型的常数项，αi是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i=1，2，…，6），ε为随机误差项。
五、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T的最小值为-0.013，最大值为0.043，标准差为0.007，由于这是消除了规模效应且进行了缩尾处理的数值，所以仍可以认为各上市公司的重要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KZ指数的最大值为6.206，最小值为-6.208，均值为0.843，可见各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存在一定差异。Z的标准差为5.209，最小值为-0.298，最大值为33.057，可以看出各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水平是显著不同的。
（二）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间使用皮尔森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数据显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4。进一步检验，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1.10，可见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其给出了融资约束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回归系数是-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也就是说，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注册会计师对其设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在审计过程中要求更严格，会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H1被证实。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财务风险对融资约束与审计重要性水平的中介效应，本文参考江艇的做法，使用两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构建模型（2），直接检验融资约束对财务风险的影响。
式中，Z为财务风险。根据理论预期，若模型（2）中KZ的系数α1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会加剧财务风险，从而支持了“融资约束程度增加—加剧财务风险—降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传导路径的存在，H2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保证样本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改变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使用另一常见的融资约束指数——WW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第二，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以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定量指标的最小值与营业收入总计的比值衡量被解释变量MT，回归结果如表5列（3）和列（4）所示，主要结论也未发生变化。
（六）内生性解释
本文认为不存在审计重要性水平影响融资约束这个方向的情况。融资约束是一个公司面临的客观情况，衡量一个公司融资约束水平的几类指数，都是根据该公司的部分财务指标综合计量得出，且这些财务指标都出现在公司已经披露的年报里。审计重要性水平是注册会计师在被审计单位的总体情况尤其在财务状况基础上，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情况以及职业判断设立的一个标准，和融资约束的指数相比更为主观。况且审计重要性水平是由事务所制定的，为了确保实施的审计程序达到预期效果，被审计单位并不可能在披露年报前得知本公司的重要性水平，因此更谈不上根据审计重要性水平来人为修改财务指标了。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七）进一步分析
借鉴辛清泉等、方军雄的研究，以深交所、沪交所的披露情况为基础，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从高到低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即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赋值为1—4，数值越大，代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即公司透明度越高。在审计过程中，被审计单位的信息披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该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因为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资料等信息易于被外界监督，一旦含有舞弊、错报等问题，不但容易被外部的专业分析人士、财经记者甚至是潜在投资者发现，而且因为这些信息已经被公开，知道的人更多，发现问题带来的后果也更严重，企业的声誉将会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这些会给企业融资等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企业公布的财务资料等更不可能含有舞弊、错报，所以可以认为透明度高的公司，重大错报风险更低。被审计单位的公司透明度越高，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证据质量也会越高（如前文所示），因为审计证据的数量受到质量影响，所以在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审计人员可以不用过多获取审计证据来弥补审计证据质量的不足。在既定的审计风险上，重大错报风险降低了，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会更高，因此在计划阶段，注册会计师可以对公司透明度更高的企业设立更高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基础上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
本文根据公司透明度将样本分为4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1）—列（4）分别对应公司透明度为1—4的组。从表中可以看出，四组的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差异不大。进一步的，本文采用Suest检验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了第1组和第2组之间，其他组两两之间皆通过了Suest检验。这说明，审计重要性水平在公司透明度程度不同的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注册会计师所确定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被审计单位的财务风险在其中起着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当一个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可能会持有过多的现金，从而加剧代理问题，尤其会加重自身的财务风险，这些加剧了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为了保证既定的审计风险，会设立更低的重要性水平。
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融资约束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且拓展了两者相关的文献。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不够完善，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金融市场扶持力度，规范金融市场的发展，让企业融资更便利。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时，可以在保证审计工作质量的前提下适当调高或者调低重要性水平，以此来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资源。
作者：郑石桥 郭钰俊
来源：会计之友微信公众号
编辑：孙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