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吾来时物，一毫而莫取

刘诚龙

宋朝含山县令凌冲在离任之际搞了一场“良心审计”。一般来说，当时官员的送别仪式就是同僚送几句好话，顶多还搭送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貌似不耗国帑，实则不然，百十名县乡下属都要停止工作，跋山涉水赶来，隐形损失不少。而这位凌县长届满离任时，非但不举行送别仪式，还“律己甚严，一介不妄取”，既不取礼物，也不取名誉，交接完毕，背起行囊，悄悄走了。

凌冲在背起行囊的瞬间，感觉重了些，解开行囊“见归装有一砧石”。砧石者，捣衣石也，这是秘书放在他背囊里的。阁下莫以为真是捣衣石，砧石其表，玉石其里。秘书跟了凌县长一届三年（宋朝三年一勘），晓得他一清如水，为含山干了太多事，却不曾刮过含山一寸地皮，凌县长离任，秘书欲以一块玉石来表达敬意，非是行贿，上官都要走了，行甚贿？纯是敬意。

其实凌冲也不是真觉察出来行李重了，而是他知道，每逢离任必送礼，没人会对其进行“离任审计”，因此，他给自己来了一场“良心审计”。凌冲打开行囊，见袋里有块砧石，诧而曰：“非吾来时物也。”三年前吾来含山赴任，只带几卷书、几件衣，今日离任，何以多了一块玉石？“命还之”。凌冲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含山一片云彩。

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带走一块石头，还给任职地留一头耕牛呢——这说的是东汉时苗。时公乃燕赵人士，“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时苗赴任寿春令时，坐了一辆牛车，简简单单，笃笃悠悠，“始至官，乘薄（敞篷）车，黄（雌性）牛，布被囊”。

时公任上，鞠躬尽瘁，除暴安良，干了不少造福百姓之事，德可观，能可观，勤可观，政绩自也可观。且不提时苗任上作为，只说其干满一届行将离任时，也同凌冲一般，给自己来了一场“良心审计”。只见他把行囊打开，把里面检查了个遍，凡检出“非来时之物”均“命还之”。

质本洁来还洁去，物本自来还自去。当年，时苗带了一头母牛而来，走时，便也只带一头母牛离去。时苗在寿春令任期，母牛生了一头牛仔，壮壮实实。下官一手牵着母牛，一手牵着子牛，欢送时苗一程，时苗对送行的人说，母牛他带走，子牛留在这里；下官却说不行，这牛也是时公的。时苗却道：“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故留之。”权力生钱，不带走钱，叫廉，母牛生子，带走母牛，也是当理。有诗赞曰：“一载寿春令，弃官归隐居。留犊语父老，清廉近何如。”

廉不廉，看用权，洁不洁，看离别。古代有的官员刚到地方上任时，对当地情况不熟，未必敢轻举妄动，等熟悉了，更晓得自己要离任了，往往贪心便勃勃生发，不可遏止，过了这个村，再无这个店，贪官人钱痨病最容易发作的便是离任时刻。梁朝鱼弘，就是这样的贪官，“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而在唐朝大历年间，相传也曾有一任县官，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离任时百姓送他一匾：天高三尺。骂他刮地皮刮得太狠了，以致于让天增高了三尺！

鱼太守与“天三尺”，见到凌县长与时县令，会否羞死？想必既不羞，更不会死，耻心早已丧尽，天良早已丧尽，政纪早已丧尽，所以才有“四尽太守”之称。而清廉之官，百姓则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北齐彭城王高攸便是这样的清官、正官、勤官、德官、能官，离任时亦是“非吾来时物，一毫不带走”。其为沧州做了很多好事，厚植了很多福祉，沧州百姓感戴，“父老相率具馔”，老百姓没什么可以表达敬意的，最高敬意是拿出家里土鸡土鸭，做成美食，箪食壶浆相送。“殿下唯饮此乡水，未尝百姓馔，聊献疏薄”。这是真心敬意啊，百姓敬意不可不受，“攸饮一口”，领了老百姓心意，挥手告别，乘清风而去。

凌冲、时苗与高攸，何以能清廉自守？因良心与制度同重。清廉，自制度来；清廉，自良心来。